为“大体老师”吴复生寻亲

  1983年3月10日，上海街头的梧桐树刚发芽。36岁的吴复生，请人代笔在一张申请书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蓝黑墨水的每一道笔划都异常清晰，生怕影响遗愿的执行。身患白血病，吴复生的生命永远停留在1983年的春天，他自愿捐赠遗体，成为了一名“大体老师”——医学界对遗体捐赠者的尊称。如今，这张遗体捐赠申请书挂在复旦大学人体科学馆的“遗愿墙”上，十多张申请书和馆内陈列的标本一样，令参观者震撼。上海是全国最早开始遗体捐赠的城市。1980年代，捐赠遗体的多为思想豁达的前辈，如新中国首位高校女校长谢希德、上海医科大学老党委书记金乃坚、浙江省立医学院首任院长蒋亦凡、原外交部部长之父唐天保……也有普通上海人，如住在愚园路105岁的长寿奶奶、上海第十九织布厂的退休工人、五角场自行车厂的女职工。吴复生显得与众不同。他不是名人，亦不是上海本地人，只是一名普通学生，生前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简称生化所）就读。发现吴复生申请书的是复旦大学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主任、校人体科学馆馆长周国民，他比吴复生小15岁，1980年代从湖南考入上海读研。自2015年在档案馆发现这张申请书后，他总是不自主长叹，这位容貌清秀、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是谁？他为何英年早逝？又为何要捐献遗体？周国民把吴复生的申请书挂在人体科学馆，他心中涌起一股冲动：为吴复生寻亲，了解他的故事。复旦人体科学馆的前身成立于1930年代，是国内最早的人体标本陈列室。2013年，周国民担任馆长后，一直在收集整理早期的文件。约在2015年，偶然间，他发现了吴复生的申请书。这封申请书右上角，有一张吴复生的黑白照片：这位年轻人着白色里衬，深色外套，头发茂密，容貌清秀，鼻梁高挺，戴着一副当时时髦的方形黑框眼镜。他拍照时有些拘谨，双唇紧抿。照片下方，申请书是这样开头的：“我志愿将自己的遗体无条件地奉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为祖国医学教育和提高疾控防治工作水平，贡献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中国遗体捐赠起步较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入土为安”等观念深入人心，各地医学院苦于无遗体可供解剖教学和科学研究。

  1982年，上海首批红十字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成立，包括周国民就读的原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等6家机构。1986年，周国民考到上海读研。彼时遗体捐赠的数量依然非常稀少，每年大约只有六七十具。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是全上海接收遗体捐赠数量最多的站，相应留存的档案也最丰富。在这里登记的人，需要签两份申请书，一份交给本人及其家属，一份在接收站留存。吴复生的申请书就这样保存了下来，他可能是第一位捐献遗体的上海在读研究生。

  有的颇具时代色彩，如捐献是为了“破除封建迷信和唯心主义的人死观，树立唯物主义的人死观”；有的注明自己的身体情况，如血压高、骨质疏松；也有人祈愿，希望捐献后医学进步，后代可以健康成长。

  “宁可在我身上错割千刀，请不要在病人身上割错一刀。”周国民说，这是所有大体老师留给医学生的嘱托。

  每位医学生的第一次手起刀落、第一次感受人体皮肤的质感、第一次看清器官的分布和形状、第一次直观思考血管如何在体内曲折徘徊，都源自大体老师沉默无言的教学。

  除吴复生外，周国民还找到了其他普通人的申请书。他们让周国民动容，所以他一直在翻阅老档案，拜访亲属了解其生平故事，以激励当下的年轻学生。

  但早逝的吴复生不是上海本地人，申请书的记录寥寥：单位、籍贯和亲属姓名。家庭住址只写了安徽南陵县城关镇，没有具体地址，更没有电话。南陵隶属于芜湖市，距离上海三百多公里。

  吴复生生前就读的生化所距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不远，两家单位常有交流，但很久，周国民始终没找到认识吴复生的人。周国民转念一想，吴复生在上海念过三年研究生，有没有可能他的同学、老师恰好来复旦大学参观，恰好走进人体科学馆，恰好看到吴复生的申请书？

  但吴复生的老师有很大的可能性已经离世，同学也是古稀之年，他们真的会走进摆满标本的人体标本馆吗？

  02一个特殊的参观团复旦人体科学馆位于复旦大学枫林校区东区一栋小楼的四层，参观者多为医学生和游客。几年前，九三学社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举行支部活动，组织退休社员前来参观。

  参观团驻足在前辈的申请书前，数位中国科学院的老职工都是早期的遗体捐赠者。其中，生化所曹天钦院士和夫人谢希德，以及生化所原副所长唐敦静和夫人易占云都双双签下申请书。而袁钢的目光却被另一张申请书紧紧吸引。这纸申请书的名字和照片让他震惊，自己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事，生病去世前竟主动捐献了遗体。袁钢1954年出生于上海，1970年代初去崇明农场插队，政策解冻后返城。1979年上半年到中国科学院生化所报到上班，下半年新学期开学，吴复生也来到生化所，和袁钢同在一个实验室。袁钢印象中，当时的吴复生已经三十多岁，偏瘦，个子不高，一米七不到，戴着眼镜，有书生气，讲话没什么口音，也许是在师范院校学习过的缘故。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招考。头两年，院里新招的学生年纪都很大，吴复生还不算最大。“当时生化所只招收研究生，比上海其他大学录取的分数线都要高，只有考试成绩特别好的学生才能进，有机化学、无机化学、英语各科都得很优秀。”袁钢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生化所的老师很多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科研水平高，教学严谨。早在1960年代，生化所就声名远扬，当时曹天钦等科学家花了六年多时间，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在全球范围内属于首次突破，后被写入了教科书。生化所师生肩负厚望和重任，从建筑就能看出。吴复生做实验的办公楼，是1970年代罕见的电梯楼，只有八层，却配备了两部电梯。袁钢印象里，吴复生读书很用功，平时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做实验。下了班，袁钢经常和研究生们一起游泳、打羽毛球，这些活动吴复生也很少参加，应该是为了硕士毕业论准备。没想到，还没等论文答辩，吴复生就突发白血病住院。袁钢和同学们都去中山医院看过他，“一看就知道病情很严重，比平时还要虚弱”。中国科学院师生都为吴复生病故感到惋惜。对于吴复生及其家人的更多消息，袁钢也了解得不多。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遇到周国民后，他还试图再去查阅吴复生当年在生化所的档案，可惜未能找到。合并改革。2016年，那栋安装了电梯的生化大楼年逾四十，因老化沉降被拆除。

  不止袁钢，周国民还找到了一些认识吴复生的同龄人，他们均头发花白，年逾古稀。

  他们都告诉周国民，吴复生人虽瘦弱，但勤勉好学，文质彬彬，若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可惜，直到去世前，吴复生都没结婚，申请书的家属信息栏，只有父母和弟弟的名字。社交平台兴起，人体科学馆成为网红打卡点，参观者来自全国各地。周国民怀着一丝期待，总要问问人家家乡哪里，做什么工作，为什么来参观，他们其中说不定有吴复生的熟人。学生和游客跟周国民说，人体科学馆“在网上火了”。这给了周国民灵感，他在互联网检索吴复生及其亲属的名字。2019年上半年，一篇2016年的博客文章《青春记忆——老南陵中学教坛群芳谱》引起了周国民的注意，文章提到的两个名字恰和吴复生的父亲、弟弟一模一样。周国民赶紧给博主留言，希望拿到吴复生弟弟吴继红的手机号。他不知博主是否还会登录这个账号，何时才会看到他的留言，只能默默等待。2019年9月，周国民等来了博主的回信：“很抱歉，今天才看到你的留言，此将吴继红电话告诉你，希望迟复有益。”

  南陵中学郁青楼，1990年代被拆除。南陵中学微信公众号后转载了王泽南的博客文章。南陵中学微信公众号图从吴继红和王泽南处，周国民了解到，吴复生父母已离世。而吴复生在罹患白血病之前，身体就曾遭受过重创。1966年，吴复生高中毕业，受家庭出身牵连，兄妹五人先后到皖南农村插队。“哥哥本来体力比我还好些，劳作可能一年左右的时间，他身体就出问题了。”吴继红回忆，吴复生犯了胃病，被人用竹床抬回县城看病，后来胃出血严重，在医院做了手术，“2/3的胃都被切除了”。王泽南也记得这件事。南陵县城不大，他们从始至终保持联系，两人都求知若渴，吴复生带病也没放弃学习，“他还学微积分和英语”。王泽南对这位聪明的高中同学印象非常深刻，吴复生为人温和儒雅，话不多，体质一般，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尤其数学很好，俄语也不错，手还很巧，自己做了一把小提琴。高考恢复后，王泽南和吴复生都被录取到芜湖师专（后并入安徽师范大学）。不久，高校研究生也恢复招生，吴复生考到了上海生化所。1979年夏，32岁的吴复生来上海读研，如果一切顺利，三年后，他可能像同学一样继续去海外深造，或者留在所里，在上海体面而从容地工作、生活，看街头梧桐一年又一年的叶落。

  04一本科普白血病的小册子造化弄人。1982年夏天，吴复生反复发烧，身上出现淤青斑点，在中山医院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彼时，白血病治疗方法有限，是普通人眼中的不治之症。

  “哥哥是突发白血病，家里没有白血病遗传史，亲戚很多都是高寿，兄弟姐妹目前身体也都还可以。”吴家猜测，哥哥生病原因是以前动过大手术，他做生化实验辛苦劳累，也可能诱发了白血病。吴复生的病情曾出现阶段性缓解，他一度还出院准备硕士毕业答辩。可惜没过多久，病情复发，身体比之前更糟糕，站都站不起来，只能靠家人每日照顾。亲人们还保存着一些吴复生的黑白照片，其中一张是吴父吴母到上海陪护，三人紧紧挨在一起，在生化所大楼前留下了最后一张合影。

  吴继红记得，病友间互相传一本科普白血病的小册子，绝望的气氛笼罩在每个人脸上。1980年代，日本演员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主演的《血疑》风靡国内，就连普通人也了解到白血病的可怕。彼时，吴复生自知时日不多，曾给弟弟悄悄地留下一封关于捐赠遗体的遗书，表示此时无以回报社会，愿意将遗体捐出供医学研究。该遗书后被吴母保管，可惜遗失了。吴继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展出的申请书，是他替哥哥填写的。“吴复生做这个（捐赠遗体）决定，我们家人都知道，也都支持。”吴继红很理解哥哥的不甘，前半生拼命学习和考试，好不容易找到目标，还未取得什么成果，还没孝敬父母，生命就要终结。吴复生生命的最后时刻，一直有亲友陪伴。去世那天，吴父给儿子仔细穿好了衣服，吴继红护送哥哥到太平间，随后办妥了所有手续。吴复生早逝，成了家里不能触碰的伤痛。直到吴复生逝世三十多年后，吴继红才从周国民处了解到，哥哥也有一块墓碑。

  每年清明，周国民都要这里来为“大体老师”们鞠躬和献花。看到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申请书、照片都会浮过周国民的脑海。2002年3月1日，全国第一座红十字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在上海福寿园落成。捐献者的名字按照登记年份排列，已有近二十座纪念碑，吴复生的名字就刻在年份最早的那块灰色石碑上。

  一块石碑可刻约1200个名字，最开始捐献者少，一块石碑要刻七八年捐献者的名字，现在捐献者多，一块石碑仅能刻下一年的名字，2024年捐献者的名字也已一一列出。上海红十字会最新数据显示，从1980年代初到2023年底，全市实现遗体捐献的共计一万七千余例。这一个数字还远远不能够满足医学教育和研究需求。背后原因复杂，农村地区基本没有设立接受机构，农民遗体捐献尚是空白；一些地方的遗体捐赠工作还是“三无”状态：无固定经费、无科学有效的管理体制、无规模。更重要的是，普通公众还不足够理解、了解。即便在最早开展捐献的上海，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一篇论文，从1982年到2012年9月，登记捐献遗体2.8万人，实际捐献的只有六千多人。忽略人文关怀和仪式，也是捐赠意愿不高的因素。2001年，《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施行，这是全国首次有地方为遗体捐献专门立法。该条例指出，可按照捐献人近亲属的要求，为捐献人举行告别仪式。清明节临近，南方周末记者看到，一座座捐献者纪念碑前，摆上了鲜花、水果和青团。2019年11月21日，吴复生的弟妹和侄儿侄女一行8人，从安徽、广东等地到福寿园祭拜。周国民也代表复旦大学人体科学馆献上了花篮。

  周国民很想告诉吴复生，他的遗愿实现了，“大体老师”帮助医学院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好医生。白血病不再是不治之症，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部分患者已有治愈可能。

  校对吴依兰视觉 刘圆圆本文首发于2025年4月4日南方周末转载、提供新闻线索请在后台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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